但目前，全国人大立法权的规范与现实之间出现了一定的冲突。
其违宪审查功能不足的最明显证据，是82宪法公布施行31年来，我国的宪法监督机关还没有正式立案审查过任何一部法律、行政法规等法规范性文件的合宪性，当然也从来没有宣布诸多法律、行政法规和汗牛充栋的地方性法规等法规范性文件中任何一个条款违宪。按82宪法，司法独立括审判独立和检察独立两块内容，因为，这部宪法第126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第131条规定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在这方面，应毫不含糊地明确两点：在宪法之下，任何组织或个人都没有绝对权力，党权必须有边界，不能有领导一切的观念，更不能将这种观念付诸实行。从内容构成看，它们实际上是同义词。这样理解不知是否妥当。可以说，1982年宪法的创制过程，实际上伴随着一次较为全面的宪政改革。党权不受制约，集中表现为地方党委和党委书记的权力高度集中且难以受到宪法、法律的制约。
或许有人说，82宪法确认的公民基本权利虽广泛，但落实得不好。司法独立这一宪政的重要特征，在54宪法中已经成型。宪法是人类在近、现代最伟大的社会发明，是为了实现人们的价值观、社会理想而精心设计和打造的。
而对于那些不符合科学精神的，只要能取得积极的社会效果，或者对社会并没有造成直接损害的，也可以宽容地对待之。2005年9月30日，先是由丹麦三名政治漫画家所画12幅讽刺伊斯兰教先知穆罕穆德的漫画刊登在《日尔兰邮报》上。至于由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这样的对联所传达出来的传统的社会评价体系，现在则受到了现代社会的挑战，慢慢地淡出了社会评价体系之外。上述的各种现象显然既不是为了实现个人宗教信仰自由的目的，也超出了国家作为公共权力机关实现对宗教事务的公共管理的权限和范围。
欧洲最近发生的亵渎、侮辱伊斯兰教事件，并非偶然的，而是欧洲长期以来滋生和蔓延的宗教蒙昧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表现，是宗教蒙昧主义长期积蓄的必然结果。这代价不仅仅表现为要在由被刺激和激怒起来的极端宗教势力所制造的一起又一起、防不胜防的恶性恐怖事件中所付出的无价生命和无数财产的损失，也不仅仅在于一个毫无安全感可言的社会和国家，何以让人民安居乐业，建设和谐的社会和繁荣的国家。
非确断性的社会评价系统。而在2004年选举中，基督教福音派更是全力以赴，对小布什的连任予以助选。这显然已超出了信徒民众按照自己意愿参选的个人政治行为范畴，而变成了一种宗教性的集体行动了。该派于1942年由147位领袖共同创立一个全国性的联谊机构，称为美国全国福音派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Evangelicals），它包括30多个会派，许多独立的组织、地方教会、教会集团以及个人都参加了这个组织，其总部设在美国伊利诺伊州惠顿市，其下设有各种委员会和其他机构。
但总的来说，新大陆在宗教信仰上其实并不比母国更宽容。用杰佛逊的话说，禁止通过法律立教条款之意图是‘在教会和国家之间建立一堵分离之墙。其实，并不止是环保和生态平衡的实际效果构成了我们对某些非科学的信仰体系宽容的理由。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如果人们并不觉得宪法与自己的切身利益有什么真切的联系，就会逐渐产生对宪法不关心、冷漠的态度，这对宪法的实施会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
有了这个制宪基本前提的认定，我们自然就会得出这个系统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的结论。在现时宗教信仰影响还广泛存在的社会情境下，为了更好地解决社会必须解决的某些窘迫或难题，是可以考虑在非确断性的社会评价体系中，有选择地、适当地将某些在社会上流传较广并带有积极性的信念和义理融入社会主流的，即通过宪法传达出来的非确断性社会的评价体系中去，以使这个系统保持充分的活力、稳固性，并最大限度地发挥其社会调节、规范和疏导的积极职能。
一些西方学者甚至认为，近、现代西方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与基督教神学思想和教会制度有着一脉相承的渊源。第三，宪法规定和确认的非确断性的社会评价系统所具有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使其应该而且能够成为最有活力、最稳固和最有效能的非确断性的社会评价体系。
这就是说，不管人们愿意不愿意或者承认不承认，有关的国家、地区乃至国际社会已经、正在或即将为出现的政教联合或政教冲突付出沉重的代价。因为这是宪法规定和体现出来的，宪法本身具有的极大权威性就决定了上述的民主、法治、人权等作为非确断性的社会评价系统的权威性。为此，我们深感有必要在此作些有关的探讨。[2] 直至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成功以后建立的新型国家体制中，宗教和政治仍然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保持着由政府确立和支持国教的制度。此外，制宪还通常包括一个全民参与的过程——或全民讨论或全民公决，这也使那些没有机会当选人民代表的公民，有机会表达自己的意见。它们之所以不能采取随意的态度，归根到底是因为这些非确断性的社会评价系统关乎到社会的基本导向，至少部分地影响着社会的健康、和谐发展的总体质量。
该派神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是J.格雷沙姆·马琴（J. Gresham Machen， 1881~1937年），其著作《基督由圣母所生》捍卫了保守主义神学的主要教义。因为他们在环境和生态保护方面所做的实际贡献，是现代主流社会还难以做到，甚至根本不愿意去做的，更不要说什么显著的成效了。
更由于绝大多数制宪者都深信，某种形式的宗教信念对于公共美德（Virtue）和共和政府而言是必不可少的。当然，用现代环境观念武装起来的现代人也可以做到这一点。
有识之士早已注意到，在中东地区的一些政教合一或宗教色彩浓厚的国家，由于其人民、进步的民主势力，以及当权者中的开明人士的共同努力，在朝着现代民主发展方向前进方面，已经取得了虽然缓慢、但是可以看得见的进步，少数国家在民主化方面还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然而，对于在社会上得到公认的主流的社会评价体系，特别是由国家宪法规定和体现出来的社会评价体系，哪怕是非确断性的，都不能对之采取随意的态度。
例如，对于一些民族特别是少数民族，以及生活在一些边远、闭塞环境下的山民、渔民等，至今还有一些在其群体内由于普遍信仰的万物有灵，就其所在的地区对环境保护和维持生态平衡发挥着良好的社会效果。它的出现并非偶然，正如前面的分析所表明的，许多西方国家社会上、历史上和政治上就延续下来的浓厚的宗教色彩和特定宗教信仰的长久传统为其产生和发展提供了深厚的沃土，而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复兴和扩展开来的宗教影响，特别是宗教上原教旨主义的回归，则是宗教政治蒙昧主义产生和发展的直接和必然的结果。美国基督教福音派的理论家霍罗威茨，曾赞扬布什政府在国际上推行宗教自由的成绩，已从勉强及格跃升到高分。相应地国际国内一大批社会人文主义科学家倡导要在全世界范围内开展一场大规模的新启蒙运动。
有的县委领导班子在县委机关大院内埋符咒祈求升迁。但对于由宪法规定和体现出来的非确断性的社会评价体系来说，这些都是枝节而不是主干，或者说是末而不是流。
在美国社会政治上趋向保守主义的发展态势中，宗教保守主义势力作为激进的一翼的崛起和影响力的增大，格外引人注目。据媒体报道，有些领导干部坐着公车到寺庙去烧头香。
可见，在宪法上存在或自然派生出非确断性的社会评价系统，其实并不偶然，或者更可以说是势所使然，势所必然。最大化地开发和利用这一功能，理由如下： 首先，非确断性的社会评价系统是与宪法的性质、内容内在相关的，是宪法本身的应有之义。
2002年，美国科学促进联合会曾发表声明，号召美国全体公民反对将智能设计论列入公共学校的教育课程。因此，重视和最大限度地开发、利用宪法的非确断性社会评价系统的功能，就是在培育和造就有利于宪法实施的社会条件和社会心理基础。然而，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发展，在社会发生急剧的变革和转型时期，在社会上特别是在国家机关和国家公职人员身上发生的一些与宗教事务有关的事态。但不管怎样，在一个多元的现代社会，在社会的急剧转型时期，出现上述一些背离传统，甚至有些怪异的新的社会评价体系，也是很正常的事，并不是什么不可思议的变化。
由此看来，如果一个社会和国家用心通过宪法打造一个基本的、明确的、一致的和高标准的非确断性的社会评价系统，并精心地加以运用，那么，一个多元社会所固有的各种张力和矛盾就会有效地得到缓解，更不至于形成令人烦恼和疲于应付的社会矛盾的激化，乃至动乱。[3]（P623） 分离之墙（Wall of separation）可以说是对政府和宗教现代关系的最贴切的比喻，以后又经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一系列的案例中演绎和发展，政教分离最终被确立为美国宪法的一项重要的原则。
不言而喻，如果一个人，一个社会能够自觉地调正和校准这个非确断性的社会评价体系，那么，许多社会的窘迫和困难问题，都可以得其助而得到解决。社会心理基础 一、当代新蒙昧主义对政教分离的宪法原则和宪政体制的冲击 学术界中一批坚持人文主义和科学精神的学者认为，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新蒙昧主义思潮的泛起和回归，他们基于理性与科学的立场，主张并大力倡导在全世界范围内开展一场声势浩大的新启蒙运动，以揭露蒙昧现象的腐朽和谬误，阐明科学和理性的宝贵。
按照政教分离的宪法原则，凡是担负公共权力的国家机关、国家公职人员包括领导人员都不能以公职的名义，或为了达到公职的目的，直接或间接地介入或参与纯属宗教性的事务中去。这还尚且只当别论，就是现今世界上超级大国的顶尖政治家们包括总统，至今拒绝签署保护全球环境、防止气候变暖的《京都议定书》，不论是出于对现代环境保护观念的无知，还是出于实际经济和政治利益的驱使，或是出于超级大国的狂妄自大，都在客观上延续和加重了全球气候变暖和环境继续变化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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